近年来，“职业索偿”举报数量呈井喷式増长，部分“职业索偿人”设局敲诈勒索商家，其背后涉恶团伙活动明显，严重影响了营商环境，负面效应日益凸显。针对“职业索偿”群体组织化、团伙化、黑恶化问题，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联合公安部门成功打掉一个长期盘踞在深圳市结群作案的“职业索偿人”犯罪团伙，对以敲诈勒索为手段谋取不当利益的“职业索偿人”形成有力震慑。
2017年10月，章某在罗湖区文锦大厦一酒楼上班时，一名顾客委托其代买汕头市南澳镇生产的自制海马酒。同年11月13日，顾客到店里取货并刷卡支付。后再次委托章某代买20瓶海马酒，并在酒到货后刷卡支付（两次购买酒货款合计17280元人民币）。
11月27日，顾客向章某发送一张其已向监管部门举报该酒楼违法行为的网站截图，同时向该酒楼负责人索赔10万元人民币，并称给钱就取消举报，否则就利用举报方式让酒楼被查处不能再正常经营。由于不堪侵扰，2018年2月20日，章某向罗湖公安分局报案。
接到报案后，警方经过初步调查，确认有犯罪事实发生，决定立案侦查。同时，深圳市市场稽查局通过对全市数万宗举报投诉分析、排查，运用大数据挖掘分析等手段，初步排查出10条有高度敲诈勒索嫌疑的线索，并据此锁定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深圳多个区域结群作案的“职业索偿人”团伙。
调查发现，该团伙从深圳各区的烟酒商行、酒楼、超市大批量购买无中文标识的洋酒、红酒、奶粉、巧克力等商品，其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通过购买后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利用商家害怕市场监管部门处罚的心理，对商家进行敲诈。一旦勒索成功，他们便会以无法提供证据材料为名撤销投诉举报。
2018年3月，市市场稽査局与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联合执法，一举捣毁以李某等6人为主的“职业索偿人”团伙。目前，罗湖区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1、团伙成员文化不高，钻研法规
该团伙以李某为主，伙同其他5人一起进行敲诈勒索，且文化程度均不高，如主犯李某只有小学文化。该团伙在食品举报投诉领域浸淫多年，对相关法律政策法规研究深入，如对商家的敲诈勒索金额从不超越法规规定的十倍赔偿金额；对行政机关举报投诉程序也了如指掌。因此该团伙也一直得意地认为自身行为不违法，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属于灵活应用法律。
2、分开踩点，集体行动
该团伙成员平时会以撒网的形式到深圳各区踩点，发现有好下手的商家目标则通知同伙过来一起敲诈勒索。对敲诈成功愿意私了的商家，还会重复替换团伙其他成员过来敲诈。一些受害商户在被李某等人勒索后，不得已倒闭停业。
3、知假买假，做局设套
该团伙以敲诈营利为目的，大肆知假买假索要高额赔款，且还设计套路让商家入局，转而进行敲诈勒索。如该团伙经常要求无酒水售卖的茶餐厅为他们购买水货洋酒，之后再来敲诈索赔。李某等人的犯罪事实无疑对深圳市一些小商户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职业索偿”群体敲诈勒索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导致部分商户采用游行、示威、集体上访的形式来表达诉求，要求政府严惩“职业索偿”群体，净化营商环境。
4、滥用法律，敲诈勒索
《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本是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和消费权益的武器，而该团伙以敲诈营利为目的，将法规视作开展敲诈勒索的作恶工具。该团伙索偿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微小瑕疵方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者不具备人身伤害。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李某等人每次均指明要购买无中文标识的商品，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再者，李某等人所购商品是以日后实施敲诈勒索为目的，并非用于正常的消费。
遇到恶意调包（过期食品、掺杂掺假食品、涂抹生产日期等）行为或指定购买不贴中文标签进口食品的，商家要高度警觉，必要时一定要找警察蜀黍。
“职业索偿”已超出一般的“打假”范畴而演变为犯罪行为，具有典型的恶势力行为特征。下一步，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将加强对掉包过期食品、标签标识、广告宣传用语等“职业索偿”高发领域的线索排查力度，并进行分析、归类提高线索排查效率。同时建议国家建立健全食品标准体系，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此类索偿人的念头，同时也规范各商家的生产、销售行为，进而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健康发展。
转自深圳市场和质量监管